"国是"大家谈

编者按:年年有"两会",今年大不同。本届"两会",中国的"新内阁"将选出。由这些新老面孔组成的高官群像,象征着中国最高层级的权力结构,左右着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走向。尤其是热点国家机构,知识精英、底层民众、海外华人都寄予了无比期待。本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就这些热点进行解读,共商"国是"。

秋风:以政协为改革的政治审议平台

中国的政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个花瓶摆设,如何发挥政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更大的作用?独立学者秋风的文章讨论他的改革观——"激活政协是政改的可行路径之一"。

1.没有新兴社会力量参与,改革难行

大陆若欲启动大规模制度改革,一个较为可取的政治审议平台是政协。

首先,政治审议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制度变革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大陆官方一直把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称为"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官方事先并没有完整的变革方案。相反,变革是民众发动的。

二十世纪中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是一个有乌托邦色彩的方案,民众对它不能接受,因而不断试图脱离该体制,回归到传统的私人经营制度。到七十年代末,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当局遏制民众脱离旧体制的力量弱化。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智慧就表现在,他们看到了民众的这种倾向,并顺应之,赋予民众通过回归而创造的法律之外的新制度以合法性。民众在下面推,引发上层争论,包括意识形态争论和权力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相当随机地决定着民众的哪个制度创新被承认。中国之所以能够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民众在河底给学者、当权者扔了很多块"石头"。

未来即将展开的制度变革过程,恐怕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由改革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上层政治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没有老人了,目前的最高权力层缺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治领导层的权威。政治领导人的权威被离散的政治结构稀释了,也被社会稀释了。后一句话的含义是,与那一年代不同,在正规的权力体系之外,形成了一个庞大并掌握着重大资源的精英群体,比如企业家群体,活跃于媒体和网络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极大地受他们影响的城市中产阶级。因此,摸哪块石头,不大可能只是最高政治领导层说了算。相反,过去几年的政治事态已经表明,社会舆论反而在驱动政治运作,包括设定政治议题。如果改革措施不能获得众人信服,就完全没有办法展开。

于是,建立一种联络上下、沟通体制内外的政治对话渠道,也就成为"摸着石头过河"顺利展开的条件。换言之,当下中国如果要有获得众人信服的改革,就必须建立一个政治审议平台,融纳新兴社会主体参与摸石头的游戏。

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融纳新兴社会力量,主要是企业家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活跃在各种非政府组织中的社会贤达,以及普通中产阶级中具有公共精神者。他们掌握着权力之外的核心社会资源:金钱,知识,舆论,以及至关重要的社会组织。任何有效的改革都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配合,事实上,他们就是改革的主体。他们已经是文化、社会、经济的主体,因而就是不容忽视的潜在的政治主体。没有他们参与的改革方案,必将行之不远,即便看起来很美。

由此引出第二个重点:包容性政治审议平台之搭建。这个平台须有能力融纳新兴社会力量,让这些新兴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表在这个平台上对重大议题进行审议,包括与政治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对话,此即"包容性"。

但很显然,这里讨论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因此,这个政治审议平台之构建,又不能不立足于现有政治结构。平衡上述两点,即可发现,在现有宪制结构中,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充当大转型时代的包容性政治审议平台。

2.为什么是政协?相对灵活、具有足够代表性

为什么是政协?比较一下各种政治审议平台的可能性。

首先是中共党的机构,尤其是委员会。江泽民曾经提出"三个代表"理论,试图吸纳新兴经济、文化精英,但这一做法并不成功。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在利益和理念严重分化的当代环境下,中共不大可能成为全民党。

人大呢?很多人希望强化人大的政治审议功能。从理论上说,强化人大本身就构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人大也确实可以成为很好的政治审议平台。但是,也恰恰因为人大在现有政治结构中太重要了,人大的代表机制也过于正式,因此,改变它的结构很敏感,也就很困难。它的结构性变革恐怕只能是改革的产物,而难以充当在现有政治结构约束下启动改革的引擎。

这样看来,只有政协了。

首先,在现有政治结构中,政协不那么要害、敏感。惟其如此,政协才有可能先动,而不至于被认为在政体上伤筋动骨。

其次,政协已经吸纳了大量新兴社会阶层之精英,比如企业家,各个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知名学者。粗略观察,政协委员的多样性是高于人大代表的,也更为准确地体现了当下社会力量之格局。反过来,中共官员占了人大代表的多数,其社会代表性显然较低。政协的社会代表性反倒更高一些。这些担任政协委员的新兴力量也具有相当高的政治热情,近些年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政协委员的提案比人大代表的建议、议案更为扎实,政协委员也更乐于进行调查研究。

第三,政协的政治审议程序更为灵活。人大被视为立法机构,其决议具有较强约束力,通常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人大的政治忌讳也就较多。政协则是政治协商机构,其决议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建议。这样,在政治中可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就较大,从而一些较为重大、敏感的问题,可进入这个平台进行审议。

上述种种优势,让政协有可能成为改革的政治审议平台。

回想一下政协的历史,可以发现,政协确足以承担改革的政治审议平台功能。

抗战结束后,中国进入立宪阶段,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隔阂较深,从法理上说,全面选举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各派运用政治智慧,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此政治审议平台上,完成《中华民国宪法》之制定。

由此看来,政协就是立宪大会,此后才有国民大会之召开。几年后,中共建政,同样以政协作为立宪大会。在新政协运作若干年后,才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一个新政体,其中包括设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两次重大历史时刻,政协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协发挥了立宪会议的作用。政协成员不是严格按照民主普选程序选举产生的,因为,这时还没有民主宪法,根本没有选举程序。在这里,似乎是自然涌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代表就宪制框架进行讨论。

今日中国面临大转型,其性质类似于一次立宪。因为,人们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这也就意味着,各种重要制度,包括人大制度,都需要较为根本之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相对灵活、具有足够代表性的政协,就是一个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讨论改革方案的合适的政治审议平台。

3.激活政协:改革议事程序,还要缩减规模

具体地说,从本届政协开始,各级当政者,当然首先是中央层面,若有任何重大制度变革措施,可先拿到政协会议上进行审议。当然,可以预料,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越来敏感、并且越来越愿意公布表达自己政治意见的政协委员们,也会拿出一些有分量议,启动政治审议程序。经过审议,可做成决议。与此前不同,现在,需要当政者重视这些决议,推动各行政部门执行这些决议,比如,按照这些决议制定相关法律、政策。

重要的是,这些政协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就给执政党以一定的灵活性。执政党可以择机实施,或者有选择的实施。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是由改革的性质所决定。当然,相比于现在,执政党对待政协的态度应有重大改变:必须认真对待政协决议,保留应当只是例外。也就是说,以政协作为改革的政治审议平台,一方面能够引入包容性的审议政治平台,较为均衡地融纳各种社会力量进行集体决策;另一方面,这个政治审议平台仍然能给执政党一定的选择权。由此,政协就可以成为新兴社会力量与执政党之间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可让两者保持底线性质的团结,即便两者的利益在改革过程中会有明显的此起彼伏。

政协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其构成和议事程序需要改造。主要是议事程序。中国没有议会,关键的问题就是,人大和政协都不能做到经常性开会。每年只是那么一次大会。当然,人大和政协各有常委,但其性质却比较含糊,而且其人数又太少,更不具备足够的社会代表性。由此导致目前中国政治结构最严重的缺陷:没有政治审议机构。只有行政,没有政治。中共的机构也严重行政化。针对这个问题,学界提出了人大代表专职化等建议。

政协要完整地发挥政治审议功能,就应缩减规模,达成适合于政治审议的规模。回想一下,抗战立宪和中共建政的政协规模都是较小的,规模放大是因为两者都变成了政治象征和荣誉机构。要构建名副其实的政治审议机构,政协就需要将其成员收缩于具有政治审议愿意和能力的人士。完成这一变革之后,政协即可常态开会。相比于人大的人员构成,政协经常性开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这样,中国也就有了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审议平台,改革才有了程序上的保障。而这一点是可能展开的改革取得成功、也即平稳转型取得成功的关键。

(本文不代表本报立场)

王逸舟:中国外交需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摩擦不断。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认为,这是“巨人成长的阵痛期”,是世界旧有体系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调整,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流。但是,“和平不等于是不用手段,互利友好不等于不去争自己的利益”,中国外交需要更主动、更“巧”。

进取性不足,要学会“下先手棋”

中国过去五年的外交工作,最大贡献是为中国市场的国际化保驾护航。比如,外交人员都很有经济头脑,回国休假也不忘帮助家乡与所在国牵线搭桥、做项目、谈合同。

不 足之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进取性、博弈主动性、创造性显得不足。外交讲究的是纵横开阖,使用强、硬、软、柔各种手段,现在中国外交“柔”的一面比较 多、随和的一面多、附和的一面多、 一般跟进的多、根据别人方案进行应对的多,而智慧的、强力的、快速出手的、主动拿方案的“巧”,不足。

通过做国际比较研究,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提案的数量、国际热点中的斡旋和解决的效能、国际安全重大议题上的推动等方面,给人印象不深。

新 时期,中国的外交需要更多创造性,近年我提出“创造性介入”新思维,即: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方案并提供更多公共 产品及援助,以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创造性介入”既是对韬光养晦姿态及做法的扬弃,又非西式的干涉主义和 强权政治,是介于不干涉与不结盟之间的状态。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在非洲地区的“创造性介入”,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近十数年中国对非洲有格外的用心与投入,较好证明了中国何以尝试创新传统友好关系,在其他地区发挥新的大国作用。

周边关系上,中国要维稳、维权并重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一个大考是能否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当前有一种说法,“中国更富有了,但是朋友更少了”,原因复杂,但也值得去认真分析。

客观原因在于,一个大体量国家的崛起,势必要引起周边乃至全球体系的调整、波动、震荡。中国巨人与周边世界重新磨合,这个时期可称之为“巨人成长的阵痛期”。

比 如,《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随着国力增强、技术进步,各国争先恐后向海洋进发,形成新一轮的蓝色圈地运动。中国没有理由落后,对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 土越来越重视。与此同时,别人也有向海洋进发的欲望,各国都想“争先手”,就容易产生摩擦。目前中国与周边8个国家(东北亚、东南亚)在海洋领域有大大小 小的纠纷。不单中国如此,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都存在海洋纷争,多数尚未得到恰当解决。

这种情形,令中国处在“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要维护战略机遇期,保持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因单纯强调友好而不去主动维护海洋权益,也就是说“维稳与维权存在矛盾”。

所以,中国所面临的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南海问题,我倒不认为说是“四面受敌”、“被封锁包围”,这种说法容易让国家、国民产生焦虑感。我把它看成是,世界国际体系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调整,这样不易出现过分反弹、矫枉过正的政策。

没有任何国家能把中国灭掉,也没有任何外部的势力能阻止中国的崛起。除非中国自己犯错误。

不要以为国际形势逆转了,已成为一个危机四伏、对抗的时代,而中国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个时代仍然是和平发展的大时代。通过合作与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是更有利于中华民族崛起的方式。但是,和平不等于是不用手段,互利友好不等于是不去争自己的利益。

主观原因方面,传统上中国是个陆地大国,比较注重本土问题,海洋方面维护手段不足。目前,军队、各部门已开始逐步作出调整,比如中国首艘航母建成并正式服役,再比如“两会”期间海洋部门有望扩权,在国家决策中的权重上升……这都说明决策层开始重新定位。

从陆地大国向海洋大国进发,需要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虚多实少”

我过去曾指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虚多实少”,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并非一个非常系统明确成熟的战略,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可变性、可塑性。目前来看,基本上是其在外交舞台上的一个说法,在军事方面有所调动,但在经济贸易金融领域,虽然有所谓TPP泛太平洋经贸伙伴计划,看上去响应的国家也不少,但实际上探讨的问题非常虚。

美国比较善于去忽悠、去拿出一些口号、去提出一些指南,但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到了实际层面,就会发现资源有限,能动员的财政、金融、贸易的能力也有限。因此,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能否真正落实,是值得怀疑的。

尤其是最近外交班底换人,国务卿克里上台后,首访是到中东和欧洲,在亚太地区也不那么咄咄逼人,有点回归到“传统的美国”——大西洋盟主、以中东作为焦点。克里是否仍然向前任一样把亚太作为战略重心,有待观察。

中美关系是可建构的,不是宿命的

中美关系是世界第二大国与第一大国的关系。建立战略互信,需要中美两国相向而行。相向而行是指:虽然不是在同一轨道上行进,但起码不会撞车,朝着相互理解的方向前行。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美战略疑惑在加深,相互之间有误判与猜忌。这也是事实。中美之间接触越多,摩擦点也会越多。两国未来在许多新的领域会有接触,比如北极、外空、海洋、金融安全、电子,摩擦还会增多,但并不意味这两国就得全面对抗。我对此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美高层其实都有愿望,要避免这种冲撞。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希望避免过去历史上那种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零和逻辑。

具 体怎么办?一是政治意愿,两国最高领导人有没有意愿去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目前看,双方都有。第二点是军方、外交、商务、各级政府、学术界去做一些趋利 避害的工作,哪些是未来的碰撞点,哪些是摩擦与危机的来源,哪些是消解危机的途径,哪些是潜在的可以利用的方式。比如高边疆问题(外空、极地、深海洋底 等),双方积极对话的话,就能把摩擦点转变为合作点。

正如美国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如果美国把中国当做敌人,那就肯定会树立一个未来的敌人;如果把中国当做朋友,那就没有扼杀迎来更和平的未来的可能性。这句话对中国而言同样是适用的。中美关系是可以建构、改造的,不是宿命论的。

钓鱼岛问题:中日之间一个太极推手式的长期较量

在解决海洋危机时应用“创造性介入”,就是做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硬的更硬”是指在器物层面、物理层面,发展各种杀手锏、各种解决海洋危机的后盾,包括海军的潜艇、航母以及空军等军事方面,也包括发展深海钻井石油平台,海 洋气象部门对海域的监控手段、巡航手段、科学探索,设立三沙市、警备区等。如果说这类杀手锏美国有一百件,中国顶多只有一二十件,差距很大。中国刚刚起 步。

“软的更软”是指用合作、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释放善意的方式,使国际社会、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国不仅是强大的,还是有智慧、有亲和力、有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国 家。比如能否提出一些解决海洋纠纷的方案,提供维护海洋安全的公共基金和产品,在打击海盗、处理海洋石油污染、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设 性意见。很多小国对中国都有这样的期待。

通过参与更多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的治理,提供各种各样的外援与公共产品,拿出更多议案去制定国际规则,正是“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负责任大国”的一个体现。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不会有战争。中国除了要加强定期巡逻、维权、保护渔民安全之外,对日本的挑衅行为要回击,也要主动向日本社会、向世界说明,我们并不想让事态无限扩大。出现擦枪走火时,要加强危机管控,不要任其扩大为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对抗。

从 中国当前的处理方式看,我们获得了实利与实惠,过去钓鱼岛是日本实际控制的,现在中国在该地区有了定期巡航,中日在钓鱼岛的控制出现了“此消彼长”,中国 是“长”的一方。如果说有什么失?在国际形象上、在周边国家的认知上,造成了一种紧张感。其他国家会想,现在中国巨人开始出手了,会不会引发战争,导致周 边地区的不稳定?这方面中方的解释还不够,真心实意的工作还要去做。

中 国的方略很明确,并不是想打仗、做无理拼杀,而是要有理有力有节的维权,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这将是一个很持久的过程,是中日之间一个太极推手式的长期较 量,不是靠短期的战争爆发就能速决。对此,军队当然要做好准备,渔政、海监、外交多部门也要协同配合,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呼吁、声援与维 护。

(本版文章系侨报记者聂芷根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童大焕:不触及土地改革的调控都是"空调"

过去数年,中国政府在调控楼市上可谓下了大力气,可效果甚微。房地产研究人士童大焕认为,通过限制需求来调控楼市是南辕北辙,根本出路在于进行土地改革,转变地方政府“投资型政府”的角色。

1.限制需求,“国五条”刺痛民间

2013年3月1日,中国一年一度“两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一纸二手房交易缴纳20%增值个税的文件(“国五条”)。此项被决策者声称旨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措施,却被民间批驳为“借楼市调控之名进行政府打劫”。

过 去十年,中国政府进行了至少九次以上大规模调控,几乎每一次都趁机增加了税收,也几乎每一次都促进了房价上涨而不是下跌。 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位80后购房者给政府的公开信——“国五条”刺痛了我们》,说出了很多百姓的心声:“政府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出政绩,但请不要以牺牲百姓 权益为前提!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没有义务成为实验性政策的牺牲品!你预言的房价下跌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只看到一群寝食难安焦急等待过户的人 们!”

而在“新政”正式落地实施之前,各地房地产交易大厅挤爆了过户的人们,人们带着帐篷,彻夜排队;民政局则挤爆了办理离婚手续的人们,因为离婚可以避开限购和个税。

有 官员为屡调屡涨的十年调控辩护:如果不调控,房价也许都该涨上天了。事实不可假设和重来,但这样的辩护显然没有经济模型支撑,却可用理论和过往事实加以反 驳。 在1999年至2003年间,没有任何调控,北京的商品房销售价格曾出现明显下降。1998年前后,北京的房价也曾动辄每平方米八九千元(人民币,下 同)。笔者一位朋友,1998年入手的南新园(朝阳区,三四环间)毛坯房高层塔楼,每平方米高达9000多元,但2003年,地段和品质都更好的风度柏林 精装修才6000多元,对面的珠江帝景精装房也就9000多元,原因是那期间土地供应充足。而2005年后,土地“招拍挂”加上每次调控都以限制需求为手 段,导致了房价螺旋式上涨。

官方文件说要“增加土地和商品房供应”,但落实到市场,终端需求受限,除非开发商是傻瓜,否则只有减少拿地放缓供应一途。抑制需求结果必然是抑制供应,供应减少而需求累积,房价不涨才怪!

2.房价涨,投资型地方政府是祸首

中国的房价为什么那么高?投资型政府招商引资所致。

在 中国,40%至50%的土地用于工业建设,其他国家一般也就10%至20%。 为了招商引资,各地竞相压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甚至倒贴(即建好厂房的所谓“交钥匙工程”)。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倒贴的工业用地、绿化、交通等配套 用地、保障房用地等,都要由低价征地和高价出售房地产用地来补贴,致失地农民所得不到地价的1/10甚至1/100而城市房价却居高不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在《中国当前增长方式下的城市化模式与土地制度改革》的报告里写道:以珠江三角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很多市、县、 镇级地方政府提出“零地价”来争取工业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使在土地资源最为紧缺的浙江省,征地和基础设施配套成本每亩高达10万元的工业用地,平均 出让价格只有每亩8.6万元,大约有1/4的开发区出让价不到成本价的一半。以苏南模式著称的苏、锡、常地区,对外来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

投 资型政府是高房价、高通胀、腐败和两极分化的祸首,也是环境破坏与污染的祸首。不论是灰霾,还是地下水污染,板子只打企业是舍本逐末,根子在投资型政府。 各地不断降低土地和环境成本进行招商引资大竞赛,“把四五十万人的利益切换成四五个人的利益。把五十年的使命浓缩为五年的任期。任期转换,换战术再来一 遍。”(大陆杂文家李承鹏语)

3.调控十年,最后改变的是什么?

政府不拿自己开刀,只拿开发商和投资人开刀,购房民众被扣上投机投资和骗购的帽子,转移了矛盾。

而 民粹和权力的结合是市场经济和财富创造的最大敌人。违背市场规律,一定会遭遇市场惩罚,也会极大破坏市场本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说:民粹主义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天敌。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搜狐地产论坛如是说:“对于2012年的房地产市场,媒体惯用冰点、一蹶不振、步入低谷、扑朔迷离来形 容,其实完全不正确。步入低谷的是出口、一蹶不振的是私营企业、扑朔迷离的是汽车、陷入冰点的是钢铁煤炭、损失惨重的是股民。”

这充分彰显了权力的傲慢贪婪。权力惯于玩弄数字游戏粉饰政绩:2010年房价实际上涨21%,政府却宣布仅上涨1.5%;2011年把同比改成月环比,让人看不出上涨;2012年的数字则拆分成几环几环内,平均价格都不出来。

自始至终,政府都是问题的制造者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包括调控本身。

有 人问,楼市调控十年,做了那么多,最后的改变是什么?我说:最后的改变,是把相信政府是救世主的人都变成了买不起房、没有资产抵御通胀的穷光蛋。但是,我 还要说,命苦不能怨政府,谁叫你总期待救世主? 提高首付时,我们欢呼;提高房贷利率时,我们欢呼;限购时我们欢呼,限贷时我们欢呼;征收二手房营业税时我们欢呼……终于有一天,一把搜刮的利剑刺向每一 个人——20%的增值个税准备征收时,我们中的大多数忍不住发出了齐声的呐喊——NO!只不知此时还来得来不及。这是我们一再呼唤强权干预市场的代价!

正如有条微博所言:“没有公权力的都是弱势群体。请无房者别再为有房者受掠而叫好;请没存款的别再为有存款的挨抢而雀跃;请打工的别再为企业家被欺而欢呼。虽然宰猪依照从肥到瘦的顺序,但终有一天轮到你。”

4.“地方请客中央埋单”很危险,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未来会怎样?政府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向自己开刀,刮骨疗毒。这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规律决定的路,再大的权力也改变不了。一切不触及土地改革的楼市调控都是假调、空调。

媒 体报道,重庆市长黄奇帆曾很自豪地说:“重庆十年花了六千亿元。怎么能做到债务不高呢?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国务院2007年要求全国各地搞土地储备 的,我2002年刚到重庆就储备40多万亩地,这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地赚200万,这就四千亿,扣掉土地征地本身的成本,大约有两三千亿的额外收 入。”

笔 者《穷思维富思维》一书有详细论证,土地储备和招商引资是高房价之根。不仅重庆如此,全国皆如此。这条“地方请客中央埋单”路,会无限制膨胀直到破裂,因 为很多地方的土地储备,只想从银行借钱,根本没想还钱,最后一定是中央买单,也就是老百姓买单,要么增税,要么印钞。把矛盾集中到中央,会让中央财政不堪 承受。

中 国现在的城市化政策(鼓励中小城镇、限制大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保障房“大跃进”、土地和农房政策全是错的。想用这些错误掩盖一个根本的错误——土地 和农房不能自由交易,是不现实的。现在小城镇“大跃进”已骑虎难下,国土部信息中心调查显示,近8年来,全国住宅用地供应年均增长率为城镇人口增长率的3 倍(主要是二三线以下城市供应过量)!越往后“地方请客中央埋单”的地方债将越来越积重难返。所以,中国三年内必须有也应该会有土地改革。

土 地改革可以同时实现地方债解套(政府只收土地交易税,不再补贴制造业)、国民收入分配大调整(大部分征地收入归农民,政府收取累进税)、房地产和中国经济 软着陆(百姓收入追房价上涨,而不是房价停下来等永远赶不上的百姓收入)、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终结招商引资政府主导,终结房地产补贴制造业)四大根本性功 能,实乃一国经济命脉之所在。

(本文不代表本报立场)

语 录: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买不起房?因为行政垄断。央企的行政垄断只提供了2900万个就业岗位(含大量临时工),8%的职工总人数却常年拿走全国55%至 60%甚至更高的工资总额,白领们失去向高端服务业迈进的机会。而土地的国家垄断,使农民失去财产性收入,得不到合理的征地补偿。土地财政从几千亿元急剧 升到3.3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比重高达70%。为维护土地垄断经营,农民小产权房被称为违法年年喊打,允许农地流转与维护农民权益等都流为空谈。

王占阳:政改路线图与人大改革路线图

最近高层强调改革要有路线图,这是积极的。政改不能随波逐流,否则它就会翻船。政改特别需要理性的力量,而符合普遍规律、普遍原则和客观实际的政改路线图,就是一种重要的理性力量。

一、未来政改路线图(2013-2052)

从 总体上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有两种类型、两种阶段。一是新权威主义的改革,即在威权政体框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有限推进现代政体建设的政改。从十三大到十 八大,所有政改都是这种类型的改革。二是民主改革,即以逐步落实普选制为基础的系统的民主法治建设。这就是尚未出台的新政改。

如 果讲政改路线图,先实行新权威主义政改,然后再适时转入民主改革,这就是最根本的政改路线图。这是邓小平理论和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的最根本的顶层设计,也 是中国政改和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的历史必由之路。邓小平说得好:中国“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 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

我们应当据此更加深入地考虑中国的政改路线图。

未来十年,前五年宜以充分实现新权威主义政改为重点,着力完成历史遗留的这类政改任务,同时积极筹备和试点未来的民主改革。

后五年宜以全面展开和实现县级民主改革为重点,同时继续巩固和扩大县以上新权威主义政改之成果,从而成功地开拓出中共领导的民主化道路。

未来十年政改能否成功的最大关键,就在于五年后能否转入民主改革。

这 是因为,一般说来,只有通过民主改革才能决定性地把权力装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去,也只有适时启动民主改革才能给人民以希望。特殊说来,目前的所有因素、现 象和趋势都已表明,这个时间点实际已是中国安全稳妥地转向民主改革的最后机遇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去了改革的最后机遇,革命就要登场了,而革命并非 中国之福。

所谓“五年后转入民主改革”,并不是说应当急剧地实现民主化。邓小平说得对:“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

毋庸赘言,民主化的基础和核心是选举民主化,民主化的发展阶段也应据此规划和划分。

根据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一 是先用20年时间(2017-2037)实现初步的民主化。也就是,如果从2017年开始转入民主改革,以每次换届选举上一个台阶计算,中国可以用20年 时间先后实现县、市、省、中央四级的选举改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综合配套改革。由于这种选举民主还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民主,所以它还是初步 的民主化。以此为基础实现的,也还是初步的民主法治。

二 是再用10年时间(2042-2052)达到以全面直选为基础的高度民主。邓小平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他又指出,这 种普选不是指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普选,而是指包括“高层搞直接选举”在内的“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度。这种普选就是邓小平设想的“高度民 主”的核心内容。以此基础的整套民主法治制度就是“高度民主”。

二、未来人大改革路线图(2013-2052)

在上述政改路线图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权威主义政改的重要内容,进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由此,这种政改路线图也就包含了人大改革路线图。简要地说,这种路线图应当是:

1、 未来五年着重深化新权威主义范畴的人大改革。这种改革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在暂未实现选举民主化的现实基础上,参照未来民主化后的理想目标模式,从实际出 发,着力推进和实现人大自身的组织结构、会议制度、实际职能、活动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虽然这种改革还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理想目标,但也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还应研究、准备人大的民主改革,并认真试点。

2、五年后开始转向着重推进人大的民主改革,即以实现选举民主化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力争经过2017年、2022年两次换届选举,除在极少数特殊地区外,在县和县级市全面实现这种人大改革,从而使全国70%以上的人口初步进入民主化时代。

与此同时,还应继续巩固、发展县以上新权威主义范畴的人大改革,并着手研究、准备和试行市级(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民主化范畴的人大改革。

3、从2027年到2037年,在已经实现了县级民主化的基础上,历经2027年、2032年、2037年三次换届选举,逐级实现市、省、中央三级人大的间接选举改革和相应的综合配套改革,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初步的民主化。

4、 从2042年到2052年,在已经实现了间接选举民主化的基础上,再历经2042年、2047年、2052年三次换届选举,逐级实现市、省、中央三级人大 从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的改革,以及相应的综合配套改革,从而最终实现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度民主”的伟大目标。

三、两种人大改革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所说的“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无疑包括了人大民主化。这就是人大改革的根本方向。

虽然新权威主义的人大改革是在尚未实现选举民主的前提下的改革,它也因此并未超出威权政体的基本框架,但这种改革仍然是以民主法治为方向的,否则它们就不是改革。

虽然威权政体框架必然会限制它的实现,只有选举民主才能使之充分实现,但在积极进取的官民合力之下,它的大幅推进仍然是有可能的,消极力量对它的扭曲也能得到相当的抑制,这就使之既能满足当前需要,又能为选举改革后的综合配套改革积累相当的要素条件。

凡在尚未实现选举民主化的地方都应实行这种人大改革。但这种应然性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变为实然,谁也说不准。这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随机性的地方,我们只能主张尽可能地推进和实现这种改革。

这种人大改革所应有的主要内容如下:

1、大幅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规模,使之从175人至少增加到400人左右。其他各级常委会的规模也应适当扩大。

2、全面实现人大常委专职化。同时试行少量一般代表的专职化,以使“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的制度得以落实。

3、大幅延长人大常委会会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定会期至少应在6个月以上。其他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会期也都应当延长。延长会期后,大部份时间用于研讨财政问题。

4、沿着发展民主法治的方向,进一步改革人大的组织制度、议事程序和会议制度。这方面可做的事情还很多,而且总体上很重要。

5、大幅提高人大常委会会议的透明度。这在选举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尤为选民影响人大决策的关键环节。

6、以“党作原则性决策、人大详细讨论决定”为原则,继续改革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7、规定只有经过人大立法才能征税,并使之落实。政府收费也适用该条。

8、落实人大的预算决定权,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化和法治化,逐步实现预算硬约束。

9、将政府审计部门划归人大,使人大拥有审计权。

10、使人大拥有对于机构编制的决定权,以立法防范行政机构自我膨胀。

以上各项改革,凡是未能在新权威改革中获得实现的,均应在人大的民主化改革中获得实现。

人大的民主化改革所应有的核心内容如下:

1、实行竞争性普选。1949年至今,中国的宪法和选举法规定的都是普选制,但邓小平仍然提出将来要搞普选,这无疑是很务实的。真正落实普选制的关键就在于实行竞争性选举。为此就要对现行选举法进行较多的修订。

2、实行一党执政制与普选制相结合的新型普选制度。这种普选制的特征主要是:在法律上规定人大70%的席位为政党席,专属中共和民主党派,30%的席位为非政党席,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这就可以既保障中共长期执政、又能展开自由竞选了。

3、调整人大规模,取消人大常委会,实现人大代表平权化。

4、在选举改革的基础上,使前述在威权政体中无法完成的改革任务得以基本完成,从而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

5、随着人大切实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深入改革人大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权力结构的民主法治化。

6、在上述基础上,形成十三大报告构想的“以党领政”的新型政党制度,从根本上告别以党代政的旧政体。

7、通过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转变,最终实现高度民主.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国福:侨民证梦想到现实需跨五道槛

有关方面出于发展和交流等方面考虑,提出了侨民证、华裔卡、海外公民证、华人证、海外侨胞身份证等侨民类证件(以下简称侨民证类证件)的呼吁或者方案,希望以此替代部分附加在双重国籍政策的职能,赋予海外中国大陆移民中国国民待遇等。

无论推行哪一种侨民类证件,都需要从世界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各群体、华侨华人所在国家和地区环境、大陆居民的认可和接受、侨民类证件与相关法律的关系等角度,多维思考推行侨民类证件面临的问题,寻求稳妥和有效的路径和方法。

1.不同地区应推行不同侨民证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非东南亚华侨华人对推行侨民类证件有不同的诉求,即使在东南亚,不同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对推行侨民类证件的诉求也有所不同。任何关于侨民类证件的调研,应扩展至全球华侨华人,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区华侨华人。

据 有关统计,东南亚、美洲、欧洲华侨华人分别约占世界华侨华人的74%、14%、5%,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分别约占世界华侨华人的22%、 15%、14%,均超出了美洲、欧洲所占比例。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华侨华人分别约为250万、140万、70万和30万。全球一体性推行侨民证类证件,不利于区别对待不同地区华侨华人的诉求。区别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侨民类证件,则要论证地域适用范围的合理界定和界定的具体标准,以满足不同地区华侨华人的诉求。

2.外籍华人概念有待厘清

侨民、华裔、海外公民、华人、海外侨胞均不是法律用语,中国目前只是在有关规定中初步界定了外籍华人概念的群体适用范围,“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但是没有解释“后裔”的含义,也没有在政策和法律准确界定其他概念的群体适用范围。

不加区别地适用侨民、华裔、海外公民、华人、海外侨胞等侨民类词汇,与汉语语意学和现行政策对其的理解不吻合。区别地适用侨民、华裔、海外公民、华人、海外侨胞等侨民类词汇,则要探究法律上合适侨民类证件词汇和区分的具体标准,例如,将海外所有中国人统称海外侨胞,还是划分为海外公民和海外华裔或其他,以几代以内为宜等,使侨民类证件制度具有更强针对性。

3.科学评估华侨华人所在地的外部环境

有研究指出,华侨华人聚居区几乎遍及全球各大洲的各个国家,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移民鲜至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各地,现在也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华侨华人聚居区。大规模的中国新移民使美洲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激增,世界华侨华人高度集中于东南亚的格局开始改变。

世界各国和地区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巨大经济成就有着不同的观点,这影响着他们对当地华侨华人的政策。

根据《宪法》第1条第1款,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统计局统计,2011年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人民币,由居世界各国第10位跃升居世界各国第二位。

有学者分析,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经济上继续谋求对华关系利益的同时,强化与域外大国的安全合作,以期抵御可能来自中国的影响。发达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试图利用其特权地位维护其既得利益,利用规制制约中国发展。

推行侨民类证件与华侨华人所在国家和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地评估推行侨民类证件对华侨华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有利于更积极地维护华侨华人权益。

4.认真考虑大陆居民的认可和接受

侨民类证件的主要功能是赋予海外华侨华人国民待遇或者准国民待遇,特别是出入境权,以及与国内居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权利类似的权利。有专家认为,在阶层分化和大陆城市新移民在户籍、子女入学、就业等问题仍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和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开放海外华侨华人国民待遇或者准国民待遇,会塑造新的阶层,或将招致大陆居民的意见反弹。

主流媒体曾有报道,一些违法违纪分子已经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民建中央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党派提案,建议承认双重国籍,并提出让海外移民以公民身份参加人代会和政协会。此后这一话题多次在“两会”上被代表和委员提出,但至今没有积极的回应。

推行侨民类证件离不开大陆居民的认可和接受。侨民类证件话题在美国和加拿大很热,但是在大陆却少有人问津,甚至许多人一无所知。

促进大陆居民了解和理解,进而认可和接受侨民类证件,需要深入研究现状、问题,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探究介绍和推广的渠道和方式,并且积极予以实施。

5.妥善处理与现行法律的关系

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论怎样解决推行侨民类证件面临的以上四个问题,都要妥善处理与现行法律的关系。实现“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的中共十八大阐述法律化,需要时间和智慧。

如果以现行法律为依据推行侨民类证件,由于《1980年国籍法》、《1990年归侨侨眷权益保障法》(2000年修订)、《2003年居民身份证法》、《2006年护照法》和《2012年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海外华侨华人相关法律都没有关于侨民类证件的规定,而难以制定下一位阶的法规或规章。如果要修订海外华侨华人相关法律推行侨民类证件,则要审慎研究修订哪一部法律最合适、如何修订以及怎样启动修法程序。假如另行立法推行侨民类证件,如居民身份证和护照一样,因为属于身份方面的基本制度而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必须先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无论是第一类项目任期内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第二类项目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还是其他类项目有关方面继续开展研究论证,视情况作出相应安排的法律草案,都没有列入侨民类证件的法律。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正在制定之中,由于缺少提请审议机关或起草单位的积极推动,侨民类证件法律被列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换句话说,未来五年,中国都很可能不会启动侨民类证件的立法工作。

除以上五方面问题外,侨民类证件的具体内容、立法原则、立法模式、制度建设、组织实施、技术手段等实质、立法和技术方面问题也有待理清。

6.积极探寻解决之道仔细斟酌方案细节

推行侨民证、华裔卡、海外公民证、华人证、海外侨胞身份证等侨民类证件,希望以此替代部分附加在双重国籍政策的职能,赋予海外中国大陆移民中国国民待遇的强烈呼吁和积极建言,对落实十八大提出的“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为有效推行侨民类证件,放大其积极意义,应妥善解决推行侨民类证件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努力将制定和实施风险降至最低。解决推行侨民类证件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需要全盘考虑全球侨胞现状,平衡各国家和地区侨胞之间及与国内居民之间利益,客观评估推行侨民类证件政策对中国和侨胞所在国的影响,审慎论证可行思路,妥善处理与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关系,仔细斟酌方案的细节。

梅新育:中国化解中美经贸争端三趋势

未来五年,中美经贸领域会有哪些新变化?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认为,根据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美国单纯出自经济利益之争而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将有所减少,源于政治和战略疑虑而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将居高不下。

1.美源于政治疑虑的贸易“找茬”增多

中国是有目共睹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美国又是对华经贸争端影响最大的国家,以至于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堪称“贸易摩擦深化史”。

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后不久就开始了。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1983年,中美两国就在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

近30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因此将关于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议定书称为“克林顿政府谈判的近300个贸易协定中的皇冠宝石”。而中国迅速成长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国一些利益集团倍感威胁,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两国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直接投资、先进制造业、战略资源出口管制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笔者认为,根据美国经济复苏态势及其政治经济战略发展,未来五年美方单纯出自经济利益之争而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将有所减少,主要源于政治和战略疑虑而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将居高不下,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多。

一般而言,经济危机是刺激一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强大力量,前几年美欧对外贸易争端频仍,重要原因就是美欧主权债务危机。目前美国经济复苏基本已入正轨,在现行国际货币体制下,去年底的财政悬崖和当前的财政自动减支机制之争并未打断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根据美联储3月6日发布的褐皮书,今年前两个月美国经济实现了扩张,就业市场也有小幅改善,标志着美国经济真正走出了前几年那种“无就业复苏”局面,复苏基础已比较坚实。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未来5年单纯出自经济利益之争而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动机正趋向削弱,尽管其中因美国企图“再工业化”和涉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经贸争端可能较多。但是,由于中国国力不断相对上升,美国这一守成大国对中国这一新兴大国的疑忌难以消解,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的保守势力必将要在经济、政治上遏制中国,即出于政治和战略疑虑而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将居高不下。

在数十年的应对国际经贸争端实践中,中国无论是规则还是机构都已大大丰富完善。未来五年内,中国应对美国经贸争端之道将呈现以下三个发展趋势。

2.趋势一:利用世贸规则主动出击

首要趋势是中国更多地主动出击,借助世贸组织以遏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动。这既表现在其将更加积极地参与、推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和规则制定,力图推动世贸规则向更公正、更符合中国利益诉求的方向发展,也表现在中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现行世贸规则主动起诉美方不公正贸易行为。

中国的这种做法此前已有数次先例。如2011年11月8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发起针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产品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11月25日便对美国可再生能源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启动贸易壁垒调查。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新能源商会的立案申请指出了6项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中方并将最后调查结果向世贸组织提出了申诉。

随着中国对世贸组织规则日益掌握熟练,谙熟世贸规则的人才增多,中国越来越有条件采取这种主动出击的策略。由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心态作祟,美方经贸规则中不乏不合国际准则之处,这给中国提供了许多潜在的突破口。

3.趋势二:巧借经济规律淘汰竞争对手

第二个趋势是将更加明确有意识地巧借经济规律淘汰竞争对手,将经贸争端消弭于无形。

在美欧对华光伏产品“双反”之争中,中方可以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借助庞大国内市场熬过市场寒冬,耐心等待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欧美“双反”措施到期后难以为继。         

光伏产业最大竞争对手是传统化石能源,近10年来全世界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得以勃兴,最大驱动力是新世纪头十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传统化石能源价格持续暴涨;相应地,传统化石能源行情下跌是对光伏产业的最大威胁。

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已经终结,油价目前得以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主要原因是中东动乱和伊朗核危机给投机资本提供了炒作题材,但这些炒作题材不可能永远抵消基本面因素的力量,油价实际水平明显下降的日子必将到来。

高生产效率、低成本的中国光伏企业,如果大部分能够在传统化石能源行情下跌的竞争中生存下来,那么欧美光伏企业的低和高成本,决定了它们绝大多数在未来几年传统化石能源行情下跌的环境下难有好日子,而这种竞争压力它们无法靠贸易保护主义杜绝。

根据GTM研究(GTM Research)报告的数据,欧洲、美国和日本光伏电池企业制造成本超过80美分/瓦,中国企业成本为58-68美分/瓦。尽管该报告估计未来3年内将有54家中国光伏企业破产或被兼并,貌似甚多;但同一份报告估算的全球光伏电池企业破产、被兼并者数是超过180家,中国企业破产家数占比例在30%以内,明显低于中国光伏产业产能占全球全行业比重,实际上是从侧面认定中国光伏企业在全行业严冬中生存能力更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欧盟最终步美国之后尘而对中国实施“双反”,传统化石能源下跌的熊市也可望在“双反”期间替中国淘汰很大一批欧美竞争对手。这不仅仅意味着竞争对手减少,而且意味着未来“双反”期满后鼓噪延续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呼声削弱,对于熬过市场寒冬的中国企业在“双反”期满后大展宏图是有利的。

无论美国培养了多少精明律师,无论玩弄法律如何已经成为美国众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都无法与客观经济规律抗衡。

4.趋势三:更多中企借美国法律“维权”

第三个趋势是中国企业将更多地到美国主动出击,自主维权,借助美国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曾被许多人视为异想天开的三一集团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案,近日已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法官杰克逊裁定,美国地方法院有权审理此案,接受了三一诉讼的核心诉求,即指控奥巴马未经应有合法程序判决而剥夺三一集团下属在美关联公司私有财产。

不管后续发展如何,此项裁决已经打破了“国家安全”名义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禁令和总统令不受司法审查管辖的惯例,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次遭到外国企业起诉,也是美国总统极为罕见地在面临在本国法院遭受外国企业起诉。因此,此案的发展及其最终裁决可能对美国投资环境乃至其司法理论和实践都产生深远影响。

而中国企业成为挑战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禁令的第一人,无论在宏观层次还是在微观层次都有其必然性。

在宏观层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禁令的威慑力来自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综合国力,换言之,一家企业只有来自同样兼具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且奉行开放经济的独立国家,才有可能具有足够底气发起这种挑战。举目世界,除了中国企业,还有哪个国家的企业有这样的底气?不仅为自己、也是为所有在美外资维权。

须知,这种底气,解体前的苏联企业不具备,因为彼时的苏联经济规模与美国差距较大,苏联经济开放度更不可与美国相提并论;二战之后相继占据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德国、日本企业同样不具备,因为他们的国家在本质上仍然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战败国,2011年春利比亚战争期间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罗伯茨不就道破了吗?——“北约国家都是受美国操纵的国家,英法意德都隶属于美利坚帝国。美国驻军从1945年开始已经占领德国66年了,意大利也有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样的国家谈得上是独立国家吗?”(北京《参考消息》)更不用说来自其它小国的企业了。

只有中国,不仅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而且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微观层次,作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不公正、不透明审查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企业不平则鸣的愤懑积累最多,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了海外维权的实力。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奋起维权是必然的,即使已经成为世界级工程机械巨头的三一集团不打这场官司,也会有别的中国企业扮演这个第一人角色。鉴于中国企业实力已今非昔比,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大陆(包括香港,不包括台湾)上榜公司连续第九年增加达到73家,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2家。对于众多年营业收入成百上千亿元的中国企业而言,拨出数百万、上千万美元预算准备海外维权官司,不是不堪承受的负担,如同三一这样积极主动海外维权的中国企业必定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无意干涉、挑战美国的法律制度,但有权在美国运用美国的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文不代表本报立场)

冯永锋:中国环保出路在于"僵法"变"严法"

环保议题是今年“两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资深环保公益人士冯永锋认为,大陆环保困境的根子是至今缺乏一部有“坚硬内核”的法律,而不在于环保部门有没有穿上“权力制服”。引入西方“按日计罚”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入法、引入“举证责任倒置”,是大陆环保机构“硬”起来的出路。

1.治污困局无关穿不穿“权力制服”

因为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已经严重干扰到了民众的生活,并且已经让这些民众开始愤怒和焦虑,于是连续几年以来,就有人提出建议:应当加大环保部门的权威,应当给环保部门穿上制服,应当让环保部门像公安、税务、工商等权利专制部门那样,实施垂直化管理,人权、事权、财权都不受地方的干扰。这样,才可能避免环境保护的意志,不受当地党委政府的过多侵扰,保护环境才可能有所作为。

在讨论环保部门是不是该“垂直化”之前,倒真有必要审视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垂直化”。猛一看,公安、工商、税务、海关……都有更清晰的组织路径,让民众误以为,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对这些垂直部门没有任何腐化和干预的可能。可事实却是,纵便从逻辑上无限垂直,坚持不受地方各种势力的侵扰,他们的业务还是在地方,人情世故也还是在地方,各种钻营和腐朽就会随之而至。

据笔者观察,中国是一个缺乏职业正义的社会,一名公职人员可以在诸多公开场合显得正义凛然,但一旦到了工作岗位,他就难免看制度的脸色、上级的脸色和同行的脸色行事了,服从于种种所谓的“内部命令”,现实的案例有:法院会“错判案件”,工商税务会给人下“莫须有”的巨额罚单,等等。

当然,垂直化确实又比网络化或者横向化要来得强硬一些。几乎所有垂直化的部门,都似乎是有着“权力制服”的部门。他们在执法时,的确威慑力看起来要大一些。不过这样的权威,只对普通百姓、弱势群体有用,更多时候,他们是在维护有权有势者的利益,而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与社会公平正义。环保部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穿过权力制服,但后来在一次“制服整风”的运动中给“扒”了下去,从此再也没穿得起来。

其实,真正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权力制服或者说垂直化,而是来自于依照的法律够不够强悍、够不够严厉。这些有权力制服的部门,真正令人畏惧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一部部“有着坚硬内核的法律”。如果缺乏法律的支持,在社会环境越来越开明的今天,这些耀武扬威的家伙,很可能早就被人以“乱执法”的理由告上了法庭。

2.环保法缺乏“硬核”应学美国“按日计罚”

大陆环保部门至今缺乏一部有坚硬内核的法律。一个国家保护环境的共同意志,一定是体现在其与环保有关的法律上的。而当前,上世纪八十年代启用的《环境保护法》,根本是一个纵容和鼓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法律,让环保部门人员工作起来有心无力;让所谓的“环保法庭”工作起来有心无力;也让关注环境的中国公众维护环境权威时有心无力。

2012年,《环境保护法》终于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和部门讨论过程,由全国人大环资委提交给全国人大进行立法审议。关注此法的公众失望地看到,这个讨论的草案稿里,仍旧找不到环保的“坚硬内核”。他们反而担心起来,如果这样的法律修订案正式通过,未来中国的环境保护将更加艰难。

这部法律缺失的最坚硬的内核,是仍旧没有对环境伤害者、环境违法者、环境污染者处以严厉的措施。几乎所有的罚款都是有上限的,而且上限很低,最多几百万元(人民币,下同)。而江河的死亡,天然生态系统的崩溃,公众的健康损失,又怎么可能用几百万元来补偿?于是所有的企业都会迅速地“把罚款当成排污权的购买,一年购买一次”。这逻辑很清楚,只要处罚的成本低于其污染治理的成本,没有企业会把处罚当回事。

要让这部法律坚硬起来,唯一的办法是参考美国等国家的“按日计罚”制度,即:从发现污染的那一天起,到中止污染的那一天止,每天处以高额的罚款,逐日累加,时间越长,罚得越重,几亿元、几十亿元都可以追讨。这样,才可能真正刹住企业污染的威风,降低他们破坏的底气。

3.环境公益诉讼入法修改“谁主张谁举证”

光有重罚还不够,还需要配备另外两个坚硬的内核。

一个是环境公益诉讼。因为环境伤害不像人对人的伤害,逻辑相对清晰,追究办法相对清楚,损害相对容易按照人的价值观去计算,对环境的伤害、损害很难定义,自然环境又不会说话更不会写起诉书,追究后的权益归谁所有,都是问题。既然如此,仅告环境污染者去起诉违法企业,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让所有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公民,替空气、水、生态系统代言,去追讨,去起诉,去惩罚那些伤害自然环境的人,并让他们的赔偿真正用到环境修复上。这样,就需要把“环境公益诉讼”纳入环境保护法的重要条款,来支持其勇敢地行动。

环境伤害又是一个模糊的医学问题。一个人住在一家化工厂边,他受到的污染是多重耦合的,在极其有利的情况下,可能可以确定这家工作排放的某个有毒物质确实是此人患病的唯一来源。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医学专家,可以肯定地说,此人一定是因为某种污染物而身患某种疾病。

而法律却往往是要求“证据确定无疑”的。因此,常规的法庭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就有必要修改,改为“举证责任倒置”。法庭不能要求污染受害者确定企业排放就是其身患疑难杂症的罪魁祸首,而要要求排放企业证明自己的排放与此人的受害“绝对无关”。

这样的环境公益诉讼规定,就把困难真正推到了污染施害者身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让企业改善自己的环境行为。

4.环境信息大公开促政府正派作为

在中国,很多问题又不仅仅只是企业的问题,也不是法律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是政府纵容的问题。中国此前的环保法律并不稀少,真正要执行起来,也都有可能比较坚硬,而它们至今如此疲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在后面阉割了这些法律本应有的强势。因此,中国不仅仅有污染型的企业,更有污染型的政府,有以伤害环境为能事的政府。

要让政府正派地作为起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环境信息公开。这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政府必须和公众站在一起,明确要求辖区的所有企业,公示其所有的排放物的信息、产量和可能影响的范围和导致的后果。二是政府必须有一套独立的检测系统,如实地检测当地的空气质量、水体质量、土壤质量、天然生态系统的状态等。

2013年1月份,大陆74个城市已经实时监测着当地的空气质量,并诚实地公布;2013年底,将有113个城市这样来作为;未来,中国的县县乡乡,都会有实时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在公示。

空气这样做了,水也可以这样做。政府不能只公示当地的“自来水”水质质量,政府更要公示当地的污水、地表水、地下水的水质质量;政府不能只公示一两个点,几个跨界水体断面,而要公示几百个点的质量。政府同样要公示当地土壤污染的真实情况,垃圾堆放场的真实情况,危险废弃物的处理情况,重金属污染的真实情况。因为,区域的环境质量不仅仅是企业在影响,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对其有所影响。在这时候,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职责,去监测,去公示,进而再想办法去推动治理。

要让政府做到这一点,光靠2008年以来启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貌似就不够坚硬和强大,需要更多的公众,去充分利用现有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所有环境权利,争取让政府本身变得有作为起来。

有此基础,中国才可能探讨环境权纳入公民基本权利,环境伤害纳入刑法的重罪系列等。

5.激发公众参与推进法律修正

总之,垂直化管理无法解救中国的环境保护,甚至由于垂直化带来封闭化、国家机密化,环保部门或由此走向深渊般的腐败,不仅仅无力阻止中国环境的恶化,甚至会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仅无力担当保护环境的职责,却会给社会制造更多的环境灾难。

要让中国的环保法律坚硬起来,唯一的办法是激发“公众参与”。大家从现有的法律条款中,推进法律有所作为,推进政府作为,推进信息公开,推进违法者受到严惩。然后,再推进法律的修正,由僵法变为好法、由恶法变为善法。而不是指望其它。指望“以专制来推翻专制”,不如指望让普通公众来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

(本版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温冰:中国“强军梦”是“和平梦”

注意到中国军费保持增长,西方又开始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军事专家温冰认为,中国的“强军梦”立足于自卫防御,是维护世界和平之梦。另一位军事专家韩旭东指出,中国在国家利益不断受到美国军事威胁的情况下,适当发展军力是很正常的,中美两国提高军事互信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

去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在广州战区考察时再次强调,“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

当前,在中国政府即将完成新老交替之际,准确把握“中国梦”、“强军梦”的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无疑就是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时代脉动和历史轨迹。

“强军梦”的基本要求是拥有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现代化军队,根本依托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强军梦”没有军事现代化的强力支撑,只能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

毫无疑问,近年中国国防实力得到大幅提升,军队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与实战能力显著增强。从军队体制编制调整到军事训练转型,从隐形战机试飞到航母入列,都是“强军梦”的扎实推进。

但也不可否认,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军队信息化总体水平相对较低,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比例明显偏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只有客观认清军队建设的历史方位,将加快军队现代化作为实现“强军梦”的基本实践,才能真正以“强军梦”托起中国梦。

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就是要完成“三步走”战略构想。第一步到2010年,重点是压缩规模、优化结构和发展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第二步到2020年,力争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目前,第一步发展目标已经实现,第二步建设任务正在进行。这标志着“强军梦”的征程已经展开,并坚定而有序地稳步推进。

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就是要把信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其关键是要着力突破核心信息技术,加强军事信息系统建设,提升主战武器装备信息化水平,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充分发挥信息能力在战斗力生成中的主导作用。

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就是要着眼增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大国,未来一个较长时期,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太空军事竞争有可能改变国际军事斗争格局,将给中国安全带来严峻挑战。网络空间是信息时代的基本标志,中国在网络空间面临着诸多现实和潜在威胁。这要求中国军方必须抓好相关力量和手段建设,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中国的“强军梦”是维护世界和平之梦,不是“争霸梦”、“称霸梦”。“强军梦”遵循着和平发展的本质要求,不会走上穷兵黩武的不归路,更不会重演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武力扩张之路。

“强军梦”立足于时代潮流,不会偏离和平发展道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逆潮流而动,将争夺霸权、侵略扩张作为强军目的,只能做出符合时代潮流、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

“强军梦”立足于自卫防御、后发制人,不能成为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据。推进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合理的安全需求,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必要保障。“强军梦”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防止别人将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有效应对各种利益侵害。近年中国军费的适度合理增长,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都没有超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需要。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考虑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和感受,不会将自己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潭。

“强军梦”立足于互信互利、合作安全,不能成为所谓加剧中美战略互疑的理由。中美军事关系是事关地区安全稳定的最重要关系,是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中国从未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作为假想敌,中美利益发展也不允许发生相互对撞、全面冲突的情况。"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的既定政策,决定了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必然意味着将承担更多的国际军事安全责任和义务,意味着中美两军在合作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的机会增多。

没有理由担心中国军力将超越美国,也没有理由担心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只要中美双方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就一定能够形成合作与竞争的良性博弈,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韩旭东:没有美国军事威胁,中国乐意军事透明

最近,随着中国新式武器不断亮相、实战性军演持续增多和国防预算在新财政年度仍然保持两位数增长等,西方又开始鼓噪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不再采取"军事忍一忍"的政策,而是使军事和经济协调发展,军事实力开始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就成为了一种正常的事情。

首先,西方国家仍然持有传统思维。自近代葡萄牙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以来,凡是成为世界霸权的国家都是后起的新秀使用武力打败老牌,通过武力征服世界的。这是西方国家传统思维中世界强国在发展过程中都要走的一条路。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向世界强国发展过程中坚持“不称霸”的国策、坚持和平发展的国策和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这是西方国家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向世界大国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对中国是极为关注的,遏制和约束中国的办法之一就是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因为军事威胁是最能引起世界更多国家担心的事情。

其次,西方国家仍然持有冷战思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已经和冷战时的世界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世界在发展,人们的思维也需要发展。用冷战思维这种已经过时的东西继续分析已经发展了的新时代事物,炒作"军事威胁"就是其产物。这主要因为冷战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军事对峙。

第三,“双重心重叠”把中国推到了让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地位,中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将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来看,经济重心从南欧、西欧、北美这个轨迹发展着。当今,全球经济发展重心正从北美向亚太方向转移。这就是说,全球经济发展重心是沿着从东向西的方向运动的。然而,美国的全球称霸重心呈现出一种从西向东运动特点的轨迹,即沿着从欧洲、中东向东亚方向运动。目前,美国推行的战略重心“东移”,在亚太地区强力推行所谓的“再平衡”战略就是例证。不难发现,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和美国的全球称霸战略重心正出现历史上第一次重叠的现象,这就是重叠于亚太地区。作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我们可以形象地认为,这种“双重心”高悬于中国的头上。因为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缘故,世界国家不能不对中国关注,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更是让世界各国关注。作为美国称霸重心所在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举一动,尤其是军事上的一举一动,更是引起美国的关注。因为美国维护其霸权更主要地依赖于其军事实力这一大棒。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对中国军事上的任何风吹草动做出反应,那可就不正常了。

鼓噪“中国军事威胁”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也不利于世界安全的稳定。进入21世纪,中国采取了军事与经济相协调发展的政策。这是西方逼出来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军事发展"忍"的政策,使其军事实力提高较为缓慢。结果,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断在军事上采取高压政策。如“银河”号事件中,美国向中国施展军事淫威;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国侵犯中国领空的战机竟然做出"撞机"这种野蛮的事情……这都不能不使中国认识到,没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军事实力无法维护本国利益。如果西方国家一味采取敌视中国发展,继续坚持冷战思维在军事上与中国“碰撞”,对中国发展不利,对世界安全的稳定也更加不利。

消除“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办法:一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放弃冷战思维,不再死死戴着有色眼镜盯着中国。二是美国自己发展了,也要容许别国发展。近年,美国大力提升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加大新式装备列装的力度。美国动不动就使用军事手段来威胁其它国家,以武力威逼来解决外交上的问题。其它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国家利益不断受到美国军事压力的情况下,适当发展军力是很正常的。美国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三是中美之间真正地做到军事互信,热切希望美国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如,美国总统在国外大谈“无核世界”论调之后,回国马上加大提高核武器质量的财政投入,这让世界如何相信美国?对于中国也一样,美国不断谴责中国"军事不透明",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家门口摆兵布阵。这让中国军事透明如何再继续下去?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威胁,中国非常愿意军事透明。所以,中美两国提高军事互信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世界的和平需要美国,没有美国支持的和平是不可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