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忏悔录

大陆民间近年对于文革的忏悔和反思蔓延开来。近日,中共开国元勋陈毅之子陈小鲁等人就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做了道歉,再次将普通公民对文革的忏悔和反思推向一个小高潮。然而,道歉之外,还应该看到深层问题是什么、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中国社会彻底翻过文革这一页。

陈小鲁文革致歉的四个维度

【侨报记者邢迹9月18日北京报道】从湖北的申小珂、陕北知青王克明到红卫兵刘伯勤,大陆民间近年对于文革的忏悔和反思蔓延开来。近日,中共开国元勋陈毅之子陈小鲁等人在北京八中校友会内部就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做了道歉,再次将普通公民对文革的忏悔和反思推向一个小高潮。然而,更多的人似乎并不满足于此,有舆论表示,道歉之外,还应该看到深层问题是什么、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中国社会彻底翻过文革这一页。

陈小鲁

一次意外的道歉

17日清晨的京郊阳台山上,弥漫在苍松翠柏间的浓雾还未散去,86岁高龄的原北京八中教师李阿玲便与丈夫沿盘山古道离开了养老院休假。半个多月前,今年在大陆民间刮起的“文革道歉风”吹到了她和老伴儿所在的养老院。八中老三届校友会会长、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等几位年过耳顺的学生意外造访,让她惊喜。

喜,是再见八中的“老”同学们;惊,是“老”同学们此番到来正式代表校友为文革时期的错误道歉,而这份歉意勾起的却是许久不曾忆起的沉重。

1966年5月,毛泽东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不能下去了。”同年8月18日,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各地进京的红卫兵代表,使这个组织形式在整个中国“风靡”起来,席卷数千万青年。

1966年文革初期八中校领导遭批斗和劳改时的老照片。

红卫兵们批斗的对象,首先指向各自学校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校领导和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李阿玲时任北京八中教育处主任,职责便是管理学生纪律和思想教育,她的命运因此而变得多舛。

“在那个年代,‘管’就等同于打击、‘教育’就等同于以学生为阶级敌人。管理势必得罪学生,李老师就这样站在了风口浪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八中老三届校友解释。

李阿玲因此被造反的学生剃阴阳头进行人身侮辱,同时还要在监视下于校园中进行劳动改造。

比李阿玲境况更糟的是八中校长温寒江。由于教学经验和文化底蕴厚实,这位浙江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学生眼中是个绅士、稳重、学者范儿十足的佼佼者。虽然身为校长,却事必躬亲坚持在一线教授数学。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运动开始后,学生对其迫害从文斗转向武斗。

1966年文革初期八中校领导遭批斗和劳改时的老照片。

“因为当时斗的就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校园之中,一校之长便顺理成为众矢之的。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无论当时被打得多狠,人身侮辱得多严重,温校长始终不改坦然、干练,没有任何委曲求全或栽赃陷害的行为,让人钦佩。”上述校友说。

时隔47年,老人们的坦然一如既往。面对突如其来的正式道歉,李阿玲格外地宽容。

“你们那时都年轻,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做错事不能怪你们,不用道歉。”她这样回复。

但显然,对文革回忆的“怕”在老人身上遗留的已不仅是心理创伤,更是生理后遗症,那并非是一句“青春无过,时代有罪”就能化解的。

“虽然这样的道歉很有意义,但说实话,我和我的家人并不十分支持。因为在那天的道歉之后,母亲植物神经紊乱的病症就复发了,还伴有呕吐症状。那块伤疤又被揭起了。”李阿玲之子刘是有些激动。他希望自己的母亲能够从此远离这个话题。父母安享晚年,是他和姐姐唯一的希望。

一次得到广泛支持的道歉

1966年文革初期八中校领导遭批斗和劳改时的老照片。

陈小鲁的这次道歉源于一组照片的发布。8月18日,北京八中老三届校友会的新浪博客上发布了数张1966年文革时期的珍贵黑白照片,记录了时任该校书记、校长、主任等领导在文革时期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不堪回首的屈辱时刻。在同一时期,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各个中学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令教育工作者们斯文扫地,甚至被残害致死。

王友琴:忏悔是一种道德的境界

【侨报记者邢迹9月18日北京报道】20年来,来自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高级讲师王友琴一直致力于中国文革史研究。通过个人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她已收录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真实故事。她的文章《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的英文本,从1997年以来一直编入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所开的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对于文革,王友琴认为,说出事实,承认错误,向受害者道歉,以及为自己所作忏悔,这些都是重要的。它们互相关联,却也在道德的阶梯上有所区别。忏悔是一种道德的境界。不在那种境界中的人,很难体会那是什么。

陈小鲁道歉是有道德的表现

对于就文革所犯错误进行道歉、忏悔的行为,王友琴一直都很推崇。2010年,她将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向老师程壁道歉的信函集结成文并发表。“如果揭露黑暗很难,那么我们起码可以做到表扬好人。”她说。

2013年8月24日,陈小鲁探望已86岁高龄的李阿玲老师。李阿玲老师当年曾是八中的教育处主任,“文革”中首当其冲被学生批斗。图为陈小鲁与李阿玲老师。

近年来,从王克明、刘伯勤到近日的陈小鲁,王友琴很高兴看到有更多人道歉,也希望这股民间的思潮越旺越好。

此前,王友琴与同在美国的宋任穷女儿宋彬彬在网络“开仗”。作为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友,王友琴认为在时任该校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害死的事情上,宋彬彬是幕后始作俑者。而后者却以王推论逻辑漏洞百出为由进行反驳。虽然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宋彬彬至今仍未就文革时期的行为道歉。

另外一件拒不道歉的事情发生在原北京八中校革委会副主任王鲁军的身上,此人正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之子。在八中老师被斗比较厉害的日子,人们本想向王鲁军求援,请他斡旋缓和。大家认为他年龄较大,比较“懂事”,但请求最终遭拒。王力在1996年文革30周年纪念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表示:“我对我在文革中做的事情不遗憾不后悔。”

王友琴

王友琴认为,相较于王力王鲁军、宋彬彬,“陈小鲁的道歉是非常好的。这是他个人有道德的表现,也是对历史大是大非的一个认识。这样一封篇幅不长的道歉,在中国甚至是世界引起这样多的反响,也说明了人心所向。尽管40多年过去了,人们一直在关注文革中的暴力与迫害,一直希望得到正义”。

王友琴表示,做错了事情就应该道歉,这应该是社会文化中的良性部分。何况文革中所犯的错都不是小错,犯错就应该道歉。一个文化,只在绝对正确和进监狱之间选择,是不对的。陈小鲁承认自己当时真的错了,这是基本的、重要的,而至于影响的意义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探讨。

王克明:我们仍是少数 忏悔者的困顿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2013年月4日,清明节一大早,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大门前聚集着许多前来祭奠的市民。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